时代孕育思想之子

我们现在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人只把它当作一句场面话去理解，没有看到背后实际及可能蕴含的变化。但目前及未来的变局甚至不是百年尺度，而是千年。单从时间上看，我们还在公元2000年的延长线上。所以，这是千年之交下的百年大变局。它也许不是一个偶然的时间节点。已经发生的事情在极大程度上颠覆着人们的认知，并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生活，无论世界还是地方，无论是价值理念、技术还是社会，都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建。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身处这个变动不居且不可预测的世界，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无论微观和宏观，无论个体与社会，人和事物的命运正频繁交织在一起。这对知识界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那些伟大的思想正是诞生于大变革时代。时代和社会孕育了她们的思想之子。正因如此，有必要重提和重新思考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创造和实践新思想的主体——知识分子。这个话题目前讨论得很少，有时是被避而不谈甚至污名化的。但正如我们回避不了时代，消灭不了思想一样，我们也无法回避时代中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自我。

学术、艺术、社会、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最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表面上好似由知识分子给出，但实际恰恰相反，知识分子是被广义的社会环境、氛围和条件所定义的。不存在一种脱离了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超脱性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中国的诸子百家，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其实都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空所孕育，这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孕育了斯密、马克思、尼采等思想家。民国时期则涌现了鲁迅等伟大人物。对伟大人物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2009）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经有精彩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言。

在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许倬云先生（2020）一篇名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许先生演讲时间为2006年，其中体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指出不论欧美还是中国，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他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了深远的思考和精准的预感，目前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他的担忧与判断。所以，他不顾年老体衰，近两年频频与媒体对谈，发表自己的观点，试图提醒大家注意时代隐伏的危机，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他其实也是在追索和践行知识分子的道路。他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命题不仅对中国发展很重要，对世界未来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它对我们自己最重要。

社会环境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困境之中。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评价或认可度并不高，经济方面勉强与中产阶层挂钩，实际上很多人还处于“稻粱谋”的状态，加之种种制度约束和规训考核，在这种情势之下，别说担负天下，其实生存状况都堪忧。社会流行语“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后来演变为一个污名化的词汇，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所以，许先生之所以提到历史上以及未来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想以古圣先贤为榜样激励自己和后人。在思考“理想型”知识分子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未来的知识分子必须要从真实或现实的知识分子境况出发。多重困境之下如何觅得突破，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界定，或者怎样去看待，怎样成为一个能够面向未来、塑造未来的知识分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许先生提醒我们：学者，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不仅应该成为学术上的专家，更应该思考世界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知识分子作为助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一大力量，对自身使命的反思将深切影响其知识实践，并最终对世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古代中国很重视知识分子，士农工商，士在首层，知识精英可以从政影响社会。但现在的知识分子只能在高校或研究机构里做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社会的能力与效力其实越来越小。他们的话语权大幅度降低，社会地位已然变化，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或评判标准却仍遵照以往或西方知识分子的标准，甚至动辄以民国大师的标准来要求。生存和环境压力使本该具有忧患意识的中青年一代不得不回避这类休戚相关的话题。许先生的大声疾呼，也许在此时唤醒的人竟也寥寥，但他将专业研究、家国情怀与知识行动联系在一起，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又岂能以结果论之！    

知识分子一方面作为学术上或领域内的专家，另一方面本身就应该兼具公共性。当然有那种所谓“纯粹”的知识分子，只是出于好奇自然物而进行研究，但这种纯粹的“自然物”是相对的，而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讲，其好奇的不仅是自然物，更是社会，是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分子有能纯粹地探讨“物”的一面（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之“物”），但这个“纯粹”实际上是打引号的。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与时空中，若避此不谈，说自己只是做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那么这个“纯粹”实质是逃避或自欺欺人，就像埋头沙堆的鸵鸟一样。哪怕是自然科学，比如研究病毒、疫苗，其实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病毒学及自然科学的实验，但是实验是否符合伦理，成果有效性如何判断，怎么验证、发布和推广，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国内在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是很少的。    

许先生早就觉察到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危机问题。学科和研究越来越细碎，所解决的问题越细越好，越容易获得所在小圈子的认可。但这导致许多公共事件缺乏学术界的声音和研究。许先生与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的兴趣很广泛，求学期间接受了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有丰富的知识底蕴，形成了大历史的视野和深度。我向他请教很专业的一些问题，比如城乡起源，他讲得很仔细，涉及考古知识，因为他的老师之一李济就是考古学家。从学术训练看，多学科名师点化扶持的背景使他能够思考一般专家不去思考的问题。    

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在现实社会之中做学问并受社会的深刻影响，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某种超越的可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成为专业型的研究人员，成为某一细小领域的专家，而非综合型的学者。生存的艰难、制度的压力、格局的缩小与忧患意识的衰退，使知识分子也彷徨歧路。知识分子脱离公共性、学术脱离社会性从根源上是社会化的产物，而非社会化的动因。这并非为知识分子开脱责任，而是说，只有认清这种现实才能面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问题。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唯一问题只是：什么是真正。

我与许倬云先生

我上大学时就听闻许先生大名，并拜读其大作。他的学问涉及好多领域，不仅历史，还有哲学、管理、文学、社会等，融会贯通，游刃有余，令人敬佩。我本科读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钻研人文地理，但刚好也对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很感兴趣，这是我与许先生产生联系的重要基础。但那时我是仰望他，觉得他的水平很高，是大家风范。

随着对许先生了解的渐趋深入，我也逐渐明了他的学问进路。许先生承袭并发扬了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又接受了专门和扎实的西学培养，在不同地方生活和学习的社会经历使得他具有一种宏大深厚的时空观，先天身体疾病和接触社会底层的体验又使他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感体察事物的智慧。将古今中外联系和贯通，再去寻找自己的定位，这种格局既是许先生的个人禀赋和志趣所在，又是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尤其是那些老师和大学所培育而成。就许先生的人生经历而言，无论是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还是国外的生活经历，他都受到了很多人的提携。他在接受这些长辈和老师的帮助后，同时也把这些老师们的思想和精神吸收转化后无私传达给后辈，这是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薪火相传。他选择的道路、遇到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他的命运，然后他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别人乃至社会的命运。若问知识分子的信仰是什么，也许就是相信知识和思想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而不管这种改变在当时是多么有限。

在知识的传递上，许先生也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断发声来调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阂。他用非常通俗、平实的语言去传授专业知识，正所谓“道不远人”。有些学者可能专业研究很精深，问题剖析很透彻，但不一定能用通俗的语言把他所研究的东西传达给别人。但在许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他既有杰出学者和教师的特质，又是一个理解大众、善于沟通和传达知识的很“社会化”的知识分子，正是后者使他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2017年，受许先生这个演讲所激励，加之想在城乡关系研究方面和他探讨，所以我就冒昧地跟他联系，但网上不能查到他的邮箱，最后写信给匹兹堡大学的许先生邮箱，幸好被他系里的同事转给了许先生，他很热情地回复了我，之后我们的邮件联系就变得频繁和密切。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将不同年龄和专业的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这个时代的馈赠。作为一个与许先生素昧平生、既无师承关系又鲜有学科交集的人来说，我仅通过与许先生在思想和价值的情投意合，就能获得其勉励与帮助，让我十分触动。他对包括我在内的后辈的帮助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务实的作风，都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也许是切身的经历、专业的判断以及浓郁的家国情怀等，种种原因促使他不顾自己的年迈体衰做相当于布道式的工作。对他来讲肯定不存在名利方面的因素了，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的一颗热忱之心，这种承继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是通过他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

世俗中人过六十，就是所谓的“耳顺之年”，退休大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许先生天生的古道热肠和家国情怀，使他年逾90仍对世界和周遭的人和事情放心不下、忧心忡忡。他不仅着眼于中国，而且有一种全球性的、审视世界的眼光。他并不是空喊家国概念，而是以真真切切的言行传递这种思想和情感。所谓“世界视野、家国情怀”，他是真正能担得起这八个字的学者、老师和知识分子。

许先生目前格外关注的议题、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在他的著作、接受媒体的访谈视频、微信公众号及其他媒体刊出了，获得了广泛关注。《人物》杂志对他的隆重专访报道也已刊出，微信推文阅读量超过50万（在学术类人物专访推文中已是非常高的数字），留言赞誉者甚众，可见道不远人。他对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大众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许倬云现象”，这也是我为什么“跨界”追踪他的学术思想的一个原因。他不顾自己的年迈体弱去讲这些话和做这些事，是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剧烈的变化与潜在的危机，因此要大声疾呼，做出预警，以唤醒更多的人，就像最后的知识分子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种学者的职业或知识分子的身份使然，不如说这是他的天性和经历使然。他生于动乱之世，常怀忧患之思，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和人文的不可遏制的热爱。这使他超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单纯的研究对象，一个考古学家勘别文物真伪的范畴。他是真真切切地关心历史进程中的人、现实中的人和文明，这是最打动我的，也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要旨。

就对历史和未来的态度而言，我尽管跟许先生有相似的忧患意识，但我倒并不像他那么悲观。我们都知道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明了这一点也许就稍微抚平一下。忧患意识或焦虑不安的背后关键看你本质上是一个什么人。如果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热忱且关注社会和自我发展的人的话，那么也只是暂时的抚平，因为不同的人对社会和世界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如果我们有了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并不在于他的结论是悲观还是乐观，而在于理解到他的这种赤子之心一样的热忱，维系在社会和人身上，维系在国家和世界的命运以及人类文明的命运之上，你就会理解到他的这种渴望超越的热情，也会对他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这也许是专家与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只是以知识为目标，因为知识毕竟是静态的，真理也是相对的。如果不投射到具体的事物和人上面去，书本上的或他人的高明道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空的。他怀着热忱把知识和道理认真地投射到研究对象上，但这是活生生的研究对象，是具体可感、与他一样的众生及其文明进程，所以就像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一样，他敏锐地看到这个世界不可预测的变化，为危机而不安或焦虑，觉得有必要告诉大家。也因为他经历过可怕的乱世，所以似乎有一种本能的警觉意识。他对人是有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爱，促使他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发声。

学术和思想因代际传承而进步，社会主要还是靠更多的中青年来建设。他自己也深切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为什么跟我们这些中青年保持交流和联系的重要原因。他作为学者，从没有停止学习，想补充他的知识，继续拓展他的视野。真正的学者其实就是到老都坚持学习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现在把他的思想、精神和文章时常讲授或传递给我的学生，让他们去研读和理解，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薪火相传吧。

社会变迁与真正的知识分子    

家国情怀意味着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是我们必须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在急速发展的信息化和数字时代，个人的命运和时代、国家、社会、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不关心，将来甚至可能损害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另外，许先生也反复强调了小“家”的经营，既包括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业缘等关系形成的小的共同体与团队，后者也会起到类似家庭的作用，帮助抵御不确定社会的风险。比如学生和老师构成的社群以及学校、生活的社区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广义的、大的社会重建是在个体的联合、组织的联系与社区的团结基础之上。只有把家庭和与自己非常密切的工作群体稳固了，才有韧劲去抵抗外在的剧烈变化。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家庭很重要，团队很重要，工作很重要。现在中国的人口与社会结构面临严峻形势。人口增长趋缓甚至可能负增长，三胎的话题成为热点，老龄化趋势加重，但更重要的是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30年前是四口之家，现在根据七普资料户均才2.62人，不足三口之家，这对未来社会的稳定性是很大的挑战。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旧秩序趋于瓦解，但社会交流和流动又奠定和形成新秩序。这种超强的流动性导致的新旧交替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流动不仅涉及人、生产和生活要素，也是空间意义上的城乡或区域、社区交流，也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交流，个体身份面临着迭加和互换。知识分子本是大众的一分子。大变局时代易出伟人和思想家，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行动可催生社会重建的新思想与新秩序。许先生在著作中，尤其是回忆个人经历的时候，对中国民间秩序有一种赞赏或者呼唤，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对民间疾苦的感受，都深化了他的这种人文意识。他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很了解民间生活。不论是城市、乡村及任何一种空间，如果缺乏流动性、社会交流和交往，都是非常严重的缺失。就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和担忧而言，我与他不谋而合。    

就我和许先生都关注的城乡发展而言，城市和乡村其实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密切关联。城市相当于中等尺度，乡村、社区、各行各业的人则是相对微观的尺度。个体、社区、城乡、国家到世界，不同尺度之间互相关联。许先生是历史学家，但也很重视地理问题、重视历史在这些尺度上的展开和联系。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三部曲，里面的时空格局和社会秩序都十分清晰，不仅有历史，而且有人文和地理的很多内容。我很理解和同意他对社会秩序的看法。现在的城乡关系跟民国时期、甚至改革开放初期都大不相同。不管是空间还是景观，以及社会交往的方式、日常生活、思想文化等，都变了。但是许先生的核心观点倒不是恢复以往的社会秩序，而是倡导我们反思秩序背后最核心的人的生活、人的社会交往和交流。如果城市和乡村成为缺乏社会交流且彼此都有隔膜的空间，那再美好的建筑和设施都会失去意义。

▼ 许倬云先生的中国历史“三部曲”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源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全书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更重要的是，该书不但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着重于庶民观点及大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中国”的演变过程变化多样，“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也是错综复杂，许倬云教授从政权、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四个关键方面，梳理中国的广土众民如何形成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自称“中国人”“中华民族”，外国人又为何称中国人为“汉人”“唐人”“华人”。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中国文化的精神》

我们为什么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哪里？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生生不息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历史的颠簸和挫折，使得中国文明丢失了不少本来有的好传统。许倬云先生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多元互动的秩序，重新反省“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中国文明，从天、人、群、己各个角度呈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希冀在文明的土壤发掘养分，追寻和唤醒那些被遗忘的精神余沥，滋养和灌溉当代中国人的内心。

许先生所认可的家国情怀等价值准则实际上也承袭了前人并启发后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他把他感受到或认为真实的东西传递给别人，有时候甚至像一个预言家一样，对灾难和危机发出信号，但别人可能没有像他这么敏感和通透，不一定能体会到，这也是他忧心忡忡的一个原因。学术的传递，一个知识分子要培养或者提携后人，那么面向未来应该怎么做，他不仅有价值理念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有行动。他在坚守和实践他的价值理念，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骨子里的这种热情不是待人的表象上的热情，而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文的热衷和深情。他跟一般的那种冷峻学者像医生拿手术刀一样去分析社会问题，指出这个那个弊病然后就开始动手术不一样，他是带着热忱和感情去看他所研究的问题的。他的著作有时候可能需要大声读出来，才能感受到他的深刻感情。这种感情我认为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家国情怀是具体到个人身上的。他对后人和世人寄予希望并给予切实的帮助。他传递给青年学者的思想与精神又成为新思想迸发的源泉。当知识分子具备这种人文精神、时空敏感性及不可遏止的热情时，他（她）也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其实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问题，我也没有特别确定的答案，就像厘清罗生门的真相一样。甚至于，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定义也不一样。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比如梁漱溟，愿意参与到乡村社会建设中；鲁迅是以彻底批判的态度和弃医从文的方式去体现；许倬云先生则是通过将专业知识通俗化的方式进行言说和教化。每一种知识分子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要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和道路选择，不管他是为了民族、家国还是个体自由，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都值得尊敬。价值判断对知识分子很重要，但它本身是充满争议的，在活生生的、复杂的人性面前，单以价值判断和立场论知识分子是轻率甚至愚蠢的。知识分子需要理解、发现并立足于真实的人性和生活，进而寻求超越。只要学者有这样一种真诚，他（她）的作品有一种真诚，那么，是否达到所谓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身份其实倒也不必太在意。因为，在真正这两个字的试金石面前，我们其实很少有合格的。也许这个词就是知识分子的目标或理想，甚至值得用一生的努力去追求和维护，不论他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是作为一个人。

未来的知识分子    

世界和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不一定是恢复原先的秩序。既然已经面临或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就应该鼓起改变现在的勇气。我们经常不自觉地把原先当作一个标杆，所以重建好像很困难。我们对过往的愁绪与怀念，更多是出于对现在生活的不满意，但实际上这个过往是相对的和经过我们过滤美化的，它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好。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对现实的感伤所要的其实也不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或美好回忆，更非未来的目标。未来的目标、创造性的建设不可能遵循原来的模样和依靠原先的秩序实现。如果我们认清了时代和世界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又怎么能靠过去的经验和情绪去应对乃至重建呢？做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是改变现状的勇气，而不是追古怀旧。以前的状态也只是一个参照，并不是一个标准，所以即使怀古也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人们的记忆里头有了这样一种基因，挥之不去，但是这个基因不能应对和解决新问题。    

面向未来，重建的问题和形势是清楚的：我们都在时代疾驰不停的列车之上，在世界空间资源重重限制的范围之中，必须去做我们能和应该做的事情。时代的车轮在牵引和推动着，哪怕你不想前进或后退。如果能预感到这种时空节奏，甚至预判到它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这多重时空交错的节点上，一个个体做出的哪怕微小的事情，也许会引领或改变时代。这个个体也许不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应该对这种时空有清醒的认识和独立的判断，进而行动起来。引领或突破时代不是向后看，不是靠怀旧来改变，怀旧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怀旧也许在文学上、艺术上是好的甚至具有极高价值，但在真真切切推动现实社会进步方面则可能是妨碍的。相比学问和知识，未来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胆识将变得异常重要。在许先生的一本书中，他特意提到一次在海上行船，面临海啸，感觉船都要翻了，但唯有凭着稳定的心态、坚韧的毅力顶风破浪挺过去，那么再厉害的灾难也可能会度过。这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我们应对未来应有的态度。    

时代孕育着不安与躁动，也孕育着希望和创造。在重重困境之中，知识分子也难免迷茫与焦虑。但对现实情况认识清楚以后，也就不存在迷茫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若是因为迷茫而停下手边事情，或者什么都不做或躺平，那会更加迷茫，甚至走向空虚。知识分子的力量毕竟有限，像鲁迅那样的伟人，也曾经“躲进小楼成一统”，但其实，鲁迅以及许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都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改变了社会。认识到个人能力的限度，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责任与担当。知识分子只能尽可能地言说和行动，至于社会效应和结果，并非他们所能把握。这也就是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吧。    

许先生是历史学家，且已早过不惑之年，所以他应该是不迷惑的。他对很多事情都看清了，看透了，但为什么在耄耋之年还尽力发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空转折点，包括中国和世界，我们正在走向人类命运的拐点。我们不仅被病毒和疫情影响，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自然的、社会的都交织在一起。在这关键的转折点，总会涌现出一些非常关键的人，其中有一些是最关键的人物。正如中外历史展现的那样，最关键的人物也许不是政治家和企业家，而恰恰是思想家，也许后者身份与前者不矛盾，尤其是当前者也有这样一种真诚和智慧的时候。未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专家型的，也不是价值理念或先知型的，而是真正把价值、技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新知识分子。这种新的知识分子，与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会遭遇困境。比如要生存，那么可能就跟引车卖浆者一样，必须活在世俗的环境里，套用流行的话，“都在为碎银几两奔忙”，知识分子亦不能免俗。把知识分子单独地推上神坛或祭坛，或者一个纯粹的、脱离世俗的高位，这本身就是“捧杀”或古时候的臆想。我们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美化即是如此。你要是不看他们的日记，你会觉得他们都很勇敢和超脱，但是看了之后，发现他们的颓废彷徨，知道他们也都是社会化、世俗化的人，但这反而说明他们是鲜活的知识分子及文化英雄，而不是别人眼中的知识木偶或精神雕像。这并不矛盾，在个人领域经常或必然是世俗化的，但在公共领域，则既要考虑世俗，更要打破乃至超脱世俗。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    

许先生是焦虑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但他不迷茫，因为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想做什么，他很透彻，很清楚。那么我们的迷茫，往往是在生存压力之下不能做自己想做、该做的一些事情，才会出现纠结与虚无。作为学术中人，其实对自己想做什么是很清楚的。但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做那些能够维系生存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就不得不一再延后，甚至不能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纠结。很多年轻人的迷茫，确实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有时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有时也不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所以觉得迷茫。这个时候应该去行动，用我的话讲，就是“你的脚步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方向在你的脚步上”。    

如果我们尽力而为之后，发现还是很难改变，那么，也许意味着没必要改变。甚至于，迷茫或彷徨也没必要刻意去掩饰或摆脱，而应该学会接受。接受自己的迷失，也是一种勇气、一种获得意义的方式。有的人的气质可能天生忧郁，因而成为天才或艺术家，可能同时也是病人。你如果要去除这种气质，天才可能也就没有了。知识分子需要唤醒青年对真我和真实的重新理解与建构。青年之前，我们只是被社会和家庭塑造，那么被狭义的社会建构起来的人生很容易被真实严酷的社会现实击碎。社会再剧烈变化的话，以往的那个自我就容易崩塌。而到二十多岁以后，我们能够有机会主动重新建构自己的意志、精神和人格，这与你是否遇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人，或一本书，或从某一个事情上汲取了什么力量有关。也许这本身解决不了一个人现实的困境问题，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超越性的一面，只是说被平凡的、琐碎的生活遮蔽和纠结住了，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从中跳脱出来。在接受中超越，同时变得更社会化和务实，可以共存于一个人乃至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有时候你必须得去接受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去改变一个东西，关键在于你接受和改变的是不是“真实”。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命运。现实可能将我们囿于困境之中，一个人的力量无助又弱小，但如果我们大致了解这个时代的命运，就能为自己进行定位。借助智者的双眼，我们能够看清世界的真相，感触面临的危机，但道路依然要靠我们自己来走。未来的知识分子，也许正如现在的一样，还是摆脱不了重重困境，摆脱不了焦虑、迷茫和彷徨，但若在这种焦灼与迷茫中认清世界和自我的限度，并竭尽所能地超越或突破这种限度，便做好了面向未来和创造未来的准备。其实，未来与现在、过去之间本没有清晰的界限，正如许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有一种类似于千年之前孟子主张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未知与剧变皆不可怕，因为无论是脚下的路还是手中的笔，其实都是确定的。面对极不确定的未来，孤独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独醒和独行者，这一点，也是确定的。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 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 and Engels F. 2009.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许倬云. 2020. 九堂中国文化课.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su Cho-yun. 2020. Nine Classes on Chinese Cultur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